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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与抵拒：孙中山晚年对苏俄道路的选择性认同

时间：2025-08-14 00:26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经历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后，将目光转向苏俄，并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开始了联俄师俄历程。但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他始终以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为标准，-

　　摘要：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经历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后，将目光转向苏俄，并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开始了“联俄”“师俄”历程。但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他始终以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为标准，在积极效法苏共组织模式、学习借鉴苏俄建军经验的同时，对苏俄国家现代化的终极制度目标及其指导思想都持抵拒态度，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社会改革而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实现各阶级人民均享幸福的大同世界。

　　关键词：孙中山;苏俄经验;认同;拒绝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理论版将在传承原有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办刊宗旨上，突出党史党建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全文刊发党的重要文献、党史党建理论优秀研究成果、基层党建先进经验;面向全国各级党政、宣传、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和理论研究部门;面向全国各类大中专院校、各级党校理论教学、党史党建研究部门和各种所有制企业负责同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中，探索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道路，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当他对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彻底失望并孤立无援时，苏俄的善意使他将目光转向东方。可是，尽管其三民主义与苏俄模式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别又使矛盾无法调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终极目标，而苏俄革命后确立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当时苏俄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但其国家现代化的终极理想是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现共产主义。这就使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目标只是在革命的技术层面，包括苏共组织模式、苏俄党军制度等，而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持明确的拒绝态度。

　　虽然孙中山也强调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赞扬苏俄主张正义的价值取向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但他从未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其晚年“由西向东”的转向也并未改变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使“以俄为师”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当前对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研究和探讨主要侧重于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及对孙中山的影响，①关于孙中山对苏俄现代化道路与方案的认识和看法，只是有所涉及，并未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拟以孙中山晚年对苏俄现代化道路与方案的态度为视角，从孙中山对苏俄治党建军模式、新经济政策、国家现代化的终极制度目标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的认识和看法出发，进一步分析他对苏俄道路的选择性认同倾向，并探讨这一倾向的根源所在。

　　一、强烈向往苏共组织模式及苏俄党军制度

　　孙中山选择“以俄为师”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实现其终极理想的革命阶段汲取苏俄的成功经验与方法，在对苏共与国民党革命的比较中，孙中山认识到苏俄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苏共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及在其领导下的坚强党军。于是，孙中山将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主要方面放在了苏共组织模式和苏俄党军制度上。首先，强烈向往苏共的组织模式。孙中山肯定俄国革命党在推翻俄帝国主义后而进行的政治、经济革命是“彻底的成功”，并且多次强调，俄国革命6年成功，就在于“其方法良好”。①因此，他特别注意学习苏共党组织的建设经验及党员管理工作，十分关注其组织建设模式，对苏共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十分赞赏。一方面，孙中山认为苏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

　　他指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打消了政党内部的无政府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主张革命政党本身的自由，而不是革命党员个人的自由，且党员都赞成这一主张，“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这样，俄国革命党就“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革命所产生的“效力便极大”，“成功便极快”。②相比较而言，国民党“党中缺乏组织”，③党员“各自为政”，既未能继承“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形成“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④在革命过程中，党员也是凭个人去奋斗，随时随地自由行动，这种情况就使得国民党党员有自由、有能力，而全党无自由、无能力，造成国民党奋斗12年仍失败。在分析对比的基础上，孙中山强调，国民党此前未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奋斗，是“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⑤但是，有了俄国的方法后，国民党的奋斗就要效法俄国，以学得其成功。另一方面，孙中山看到，苏俄共产党的这种组织模式，使其对领袖的依赖程度降低，从而避免了领袖去世后的革命失败。孙中山认为，苏俄政府在列宁去世后仍然屹立不动，是因为苏共党员能够牺牲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以成全“党的意志”“党的自由”，所以其政党本身的力量会异常强大，政党基础也异常坚固，不会因为领袖的去世而发生丝毫影响。⑥

　　他确信列宁的去世对苏俄“大局无大关系”，苏俄共产党也“决不虞失败”，⑦而国民党改组正是要按照苏俄的这种方法进行，让全党党员共同奋斗，使国民党不因为“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⑧基于此，孙中山便把“以俄为师”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习苏俄共产党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并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力推改组国民党。可以说，孙中山是在与苏俄共产党的比较中看到了国民党本身存在的问题及苏共组织模式的优越性，从而坚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其次，积极借鉴苏俄党军制度。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中，结合自身多年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孙中山认识到拥有革命党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并指出民国成立后“日见退步”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础未固”，而这一基础就“在于军队”。他强调大凡建设新国家，革命军万不可少。⑨

　　这样，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吸纳苏俄以党建军思想，学习其党军制度，并着手按照苏俄模式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军队。孙中山认为，苏俄革命能在较短时期内大功告成，是“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俄国革命虽以党员做先锋，但革命成功后马上组织革命军，也正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所以，就是遇到好多大障碍，俄国革命党还是“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终将内乱外患在“三数年间”次第戡定，⑩若没有这样庞大的党军，苏俄势力必定没有“今日之盛”。輥輯訛而中国当革命时，“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但在革命后没有组织军队来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革命有部分成功，“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

　　对此，孙中山总结说：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只有革命党而没有革命军队的奋斗，这导致民国为官僚、军阀所把持，国民革命不能取得完全成功，因此，“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輥輰訛基于此，孙中山十分推崇苏俄党军制度与军队培养、建设方法，1922年与达林会谈时，他就对红军的政治教育工作很感兴趣，1923年，当鲍罗廷向孙中山讲述红军情况时，更“使他注意到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孙中山表示：“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①并于同年派遣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考察的就是苏联的军队建设经验，同时请求苏联“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②

　　此外，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他也直言，国民党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仿效俄国来培养军官、建设军队，以成为国民党的坚强后盾。不难看出，孙中山如此强烈地急于学习苏俄党军制度与建军经验，正是基于他从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革命党掌握自己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

　　二、充分肯定苏俄新经济政策

　　孙中山从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吸收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对欧美社会实际的观察，他并不赞同当时的苏俄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因而认为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共产主义，而与他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实业计划及要在中国实行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充分肯定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三、选择性赞同苏俄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理想

　　孙中山国家现代化理想的政治目标是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苏俄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则是实现社会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现代化目标上的这种差异使孙中山在“以俄为师”的过程中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吸收那些他认为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建设有益的内容，为实现三民主义理想而服务，同时拒绝与其政治现代化理想相冲突的方面，尤其是苏俄政治制度模式。

　　四、否定抵拒苏俄意识形态

　　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十分推崇，并谈到他的三民主义是演绎中华汉民族三千年来的治国平天下理想而成，而非照搬列宁思想。所以，尽管孙中山一再宣称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这只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于苏俄所实行的模式。因此，他不仅在制度层面上拒绝苏俄模式，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明确表示“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持抵拒态度，反对将其引用于中国，更不赞同将其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